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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延安望北安 红色基因代代传
信息发布人:郑莉 作者:王洪梅 来源: 更新时间:2018-07-30


 延安城外,延河岸边嘉岭山的土山上建有一座塔,塔称宝塔,山称宝塔山。这座唐砖、明瓦、清外檐的宝塔,承载了千年的风霜,经历了战火的洗礼,岿然屹立宠辱不惊。清风拂过八角,明月照过九层塔身,沐浴在新时代的宝塔古朴不失清新,厚重难掩活泼。时至今日,中外游客每每登临都不免感叹:“不登宝塔等于没到延安来。”因为登山凭眺,可纵观延安全貌。宝塔山与清凉山、凤凰山遥遥相望,延河、汾川河尽收眼底。
 延安位于陕西省北部,被三山二水环绕,古都长安距此也不过几百里,自古便是边塞要地、军事重镇,黄河水从这里流过,黄土高坡的风从这里刮过。在宋代那个外族入侵频繁,烽烟四起的朝代,整个延安地区是西夏与宋经常交兵的地方,突破了这道防线,关中乃至中原就裸露无疑。所以北宋派兵遣将到这里防御守备,扼住这块咽喉之地。说到此,一位重要的历史人物,便与延安有了重要的关联。他曾登岳阳楼而发出:“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喟叹。他便是北宋杰出的思想家、政治家、文学家范仲淹。他曾迁为陕西经略、兼知延州,负责西北军事。宝塔之旁,他修建了两层阁楼式建筑——望寇台。范仲淹每每登临,观察敌情,指挥千军万马与西夏作战。由于建在最高峰,每到夜晚星汉灿烂之时,站在楼阁之上,好似伸手可摘星辰,故名摘星楼。宝塔山下摩崖石刻至今仍有范仲淹之亲书笔迹,“嘉陵山”三个字赫然在目。 延安自古多出英雄,更是“闹革命”的始发地。明末陕北农民爆发起义,高迎祥、李自成、张献忠等农民领袖纵横延安大地。

 宝塔距今已有一千余年的时间,它还是那么的巍峨雄壮。这座九层的塔身建筑,是延安的一座标志性建筑。当我站在宝塔之上,早晨的阳光,洒在了宝塔的上半身。远眺群山,不是歌声中大风吹过的黄土高坡,而是蓊蓊郁郁,一片翠绿的青山。延河的水,穿城而过。老城区宁静古朴,新城区高楼林立。夏风拂过耳畔,歌声中传来陕北的民歌:“正月里,是新年,咱陕北出了个刘志丹,刘志丹是清官……”为什么陕北的百姓如此传唱刘志丹呢?刘志丹给延安留下了年轻的背影,让历史发出重重的赞叹。出生于陕西保安县人的刘志丹从青年时期起就投身革命,他是陕北革命根据地创始人与革命领袖之一,在中国革命中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当年党中央、毛主席率领红军经过两万五千里长途跋涉、转战,最后落脚陕北,就是因为从当时一张国民党报纸上看到了“陕北刘志丹部占领六座县城,拥有正规军五万多人”的消息,让中央红军发现了陕北具有进行革命的牢固阶级基础、良好的群众觉悟以及充分的战略机动空间等优势,才决定进军陕北的。于是1935年10月19日,中央红军进驻吴起镇。10月22日,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宣告中央红军长征结束。
 从此延安成为中国革命圣地。中央及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在延安创建陕北革命根据地开展武装斗争,形成了新中国的雏形——陕甘宁边区,倡导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为实现全面抗战而努力,为和平民主而斗争,夺取了最后的胜利。毛主席等老一辈革命家在延安生活战斗了十三个春秋,领导了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培育了延安精神。

 中共中央进驻延安后,宝塔山上的宝塔成为革命圣地的标志和象征。诗人贺敬之在《回延安》的诗中深情地写道:“几回回梦里回延安,双手搂定宝塔山。千声万声呼唤你——母亲延安就在这里!”这首诗凝聚着人们对革命圣地延安的无比向往与憧憬以及对宝塔山的无限眷恋与仰慕之情。其实,这样的佛塔在中国几乎随处可见,但这座塔却有着特殊的意义,因为她见证了一段决定中国命运的历史。而这段历史在延安革命纪念馆有着真实而清晰的记录。当我怀着敬仰的心情走进位于王家坪的延安革命纪念馆时,首先被广场中央巍然耸立的毛泽东“高瞻远瞩”青铜像而震撼。它反映了在中国革命最困难时期,毛泽东高瞻远瞩,为中国革命指明了前进的方向。当我走进纪念馆时,被一张张照片、一组组文字、一件件实物吸引,犹如穿越时空回到了战火纷飞的战场,仿佛听见战士们浴血奋战的怒吼声。
 我徜徉在纪念馆的各个展区,久久不肯离去,因为在这里我才真正了解到革命根据地从无到有,从渺小到壮大,从抗战到解放战争胜利的全过程。延安不仅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为新中国奠定了基础,而且新闻、出版、办学等雏形都在此萌芽。《论持久战》就是1938年毛主席在延安的窑洞里写下的,制订了指导抗日战争的正确路线、方针、政策和人民战争的战略战术,客观的评价了战争的局势,鼓舞了中国人民的志气。回顾整个抗日战争史,延安诞生的方针和政策是正确的。各种指示从延安通过电波发出,大批干部和战士从延安出发,到前线去、到敌后根据地去。延安当之无愧地成为红色基因的源头。

 延安精神到底是什么呢?我苦苦地思索着。经历了在延安革命旧址王家坪、杨家岭、枣园等地参观交流以及所闻、所感,延安精神终于在我的头脑中有了初步的概念。
 孟子云:“生,亦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者也。”舍生取义是一种民族大义。愈是在民族生死攸关之际,愈是彰显出“义”的可贵。延安本是一座饱经沧桑的边塞古城,自北魏设州,宋时升府,一直保持着古老的城市风貌,依偎在三山和两水的怀抱中。直到1937年1月13日党中央机关单位进驻时,延安古城焕发出前所未有的生机和活力。中国共产党胸怀民族大义,促成了国共两党合作,唤起了全国民众团结抗日、抵御外侮,建立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前赴后继,英勇抗日,夜袭阳明堡机场,平型关取得大捷,打击了日寇的嚣张气焰。日寇为了报复,于1938年11月20日上午轰炸了延安古城,至1941年10月止,日军先后17次轰炸延安古城,投弹1690枚。一座千年古城被日本帝国主义的飞机炸成一片废墟……从此,古城延安失去了它的悠悠古韵。
 这种舍生取义的奉献精神,在以红色革命为题材的舞台剧《延安保育院》中更见一斑。《延安保育院》生动地再现了一群党的干部、红军战士以及老百姓为养育和保护革命后代所付出的母爱情怀及流血牺牲的故事。最让我动容的是,在战斗最激烈的时候,为了收留从前线带来的一名孤儿,保育院院长阿姨的女儿红霞主动要求留下。“妈妈,我留下吧!”女儿红霞如天使般的声音刺痛着母亲的心,一边是必须带走烈士的遗孤,一边是必须留下一个孩子,艰难的抉择折磨着母亲的心。在残酷的现实面前,保育院院长忍痛将自己的女儿红霞留下,而她却在渡河的过程中为了抢救不慎落水的宏远,献出了自己宝贵的生命……直到此刻再回忆这感人的情节时,泪水都不禁濡湿了双眼。《延安保育院》向我们诠释着在生与死面前,共产党人会把生的希望让给别人,把死亡的永恒留给自己。他们有爱,但是他们把爱抛撒在挚爱的土地;他们有情,但是他们把情倾注给热爱的人民。我们之所以拥有光明,是因为有人在拼命挡住黑暗;我们之所以享有太平,是因为有人为我们风雨戍边;我们之所以感到岁月静好,是因为有人一直在负重前行。“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泪水,因为我对这片土地爱得深沉……”为了这片土地,多少人出生入死,舍生取义,奉献生命在所不惜。
 延安时期是中国共产党在中国局部地区建立人民政权,并不断扩大执政区域的重要时期。中国共产党历来把为中国最广大人民谋利益作为自己的根本宗旨,在延安时期就响亮地提出了“为人民服务”的口号,并在全党认真实践。无论是张思德大公无私的精神,还是白求恩的毫不利己的精神,还是任弼时的“骆驼精神”都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精神。正因为有了这种
精神,中央红军才能在陕北扎根、发芽到枝繁叶茂;正因为有了这种精神,中央红军才深得民心,深受百姓的拥戴。
 而这种精神,在新一代领导人习近平总书记身上得到了很好的体现。习总书记在梁家河当知青的时候,带领知青打井,解决了村里人喝水和菜地灌溉的问题;普及沼气,解决了困扰该 村多年的燃料不足问题;开办铁业社,既改进了生产工具,又增加了百姓的收入;开办代销点,方便了社员的生活。解说员津津乐道地为我们讲了一个故事,当年习总书记被评为优秀知青,区里奖励他一辆三轮车。要知道在那个以毛驴为运输工具的年代,能拥有一辆三轮车是多么风光的事情。但是习总书记说,三轮车只能方便我一个人,不能方便更多的人。于是他把三轮车换成了碾米机,在村里开办了磨坊。习主席一心为民办事、善于为民办事的故事在梁家河广为流传。
 当时的延安交通闭塞,经济落后,加之国民党的封锁,正如毛泽东说的那样“我们曾经弄到几乎没有衣穿,没有油吃、没有纸、没有菜、战士没有鞋袜,工作人员在冬天没有被盖……我们的困难真是大极了”。面对日益困难的经济形势,毛泽东在延安发动了大生产运动:他率先垂范,在杨家岭的办公室前亲手开辟了一片荒地,种上辣椒、西红柿等蔬菜。至今,杨家岭革命旧址还保留着当年毛主席种过的菜地。
 “花篮的花儿香,听我来唱一唱,唱一呀唱。来到了南泥湾,南泥湾好地方……到处是庄稼,遍地是牛羊……”这是延安鲁迅艺术学校的秧歌队来到南泥湾,向三五九旅的英雄们献上新编的秧歌舞中的插曲。热情歌颂了开荒生产建立功勋的八路军战士,歌颂他们把荒凉的南泥湾改造成了美丽的“江南”。广大官兵用自己的双手和汗水,将荒无人烟的南泥湾变成了“平川稻谷香,肥鸭遍池塘。到处是庄稼,遍地是牛羊”的欣欣向荣。多年下来,红米饭、南瓜汤不但没有将根据地军民饿垮,反而铸就了延安军民的铮铮铁骨和艰苦奋斗的精神。

 巍峨的宝塔山矗立在夕阳的余辉中,延河的水泛着金色的光辉静静地流淌,我的眼前浮现出这样一幅画面:1945年9月2日,雨后的延安空气凉爽,然而延安干部团成员的内心却一片火热。这些来自于中央党校、中央机关、陕甘宁边区的干部们,受党中央派遣,走出黄土高原,到白山黑水去开辟东北根据地。
 据现今生活在延安“八一敬老院”的老红军、老八路们回忆,当年他们知道战友们组成了干部团,从延安出发,去建立革命根据地,只是不知道有195人到达了东北的北安市。当他们听着采风团成员演唱的北安的原创红色歌曲《激流》《告别》《拥抱新时代》后,并又与之合唱了《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团结就是力量》《打靶归来》等经典红色歌曲。老前辈们重温当年195名延安干部团,一路向北到达北安建立的第一个省级红色政权的感人事迹,感受72年后北安翻天覆地的变化,得知延安精神在北安结出了硕果……200位曾经在战场上浴血奋战的老红军、老八路留下了激动的眼泪。
 他们怎能不激动呢?延安干部团是黑龙江省各级政权建设的骨干。他们以延安精神、延安作风、延安经验,在北安示范引领,言传身教,创办了东北军政大学、东北工兵学校、黑龙江省军政干部学校、黑龙江军区卫生学校等10余所军政学校。总计培养数万名干部和专业人才,为东北及全国解放提供了大量干部和人才,其中高级军政干部达百余人。在北安领导创建了老黑龙江省根据地,建立了稳固的战略后方基地。正因为这段激情岁月,北安具有了源自革命圣地延安的纯粹红色基因,成为东北“红色之都”,从而书写了红色北安辉煌的历史,也使北安拥有了“塞北延安”的美名。
 乘着“从延安到北安”的红色之风,北安有了属于自己的文化名片,增强了北安人民的文化自信。那么这种自信,不仅因为延安干部团为北安注入了纯粹的红色基因,而且因为北安是革命老区,在东北抗战和东北解放战争时期发挥了重要作用。展读北安大地上的抗日史诗,北安从来就不缺少红色基因。当烽烟四起,战火正燃的时候,北安儿女以身许国血染山河,抗联英雄抵御日寇驱逐外虏,他们谱写了感天动地的抗日诗篇。尚大嫂,一普通女子,于国难当头之时,大义凛然,挺身而出。赵尚志所指挥的冰趟子战斗被传为佳话,赵尚志的名字永远镌刻在历史森林里的每一棵树上。“火烤胸前暖,风吹背后寒”是当年抗联战士艰苦生活的真实写照。就是这些热血男儿,历经艰难险阻,爬冰卧雪,把西征的路延伸到远方。这是长征之后的又一次长征,1945年抗战胜利后,延安干部团,跨越八个省,跋山涉水、风雨兼程,从延安来到北安,成就了震惊中外的又一次壮举。延安干部团,使红色北安从此与革命圣地延安血脉相连、薪火相传。从此,一种颜色,两座城市,因为共同的红色基因而紧紧联系在一起。 

 延安精神,是老一辈革命先行者在陕北延安极其艰苦的环境下,经历血与火的洗礼中淬炼而成,历经时光的打磨依然熠熠生辉。
 新时代下的延安,已并非是当年穷山恶水环绕下的穷苦之地,而是老区旧貌换新颜,一派生机盎然的景象;延安新区高楼林立、人头攒动、绿荫成园、道通八达。延安,不仅是红色文化地缘优势的“精神高地”,而且更以她的磅礴爆发体现发展进取、彰显攻坚克难,逐步走向“城市高地”。
 新时代下的北安,在延安精神的引领下,亦是一年一个样,一年一个新变化。从拓宽的柏油马路上川流不息的车辆,到林立的高楼里幸福生活的百姓,再到祥和公园里闲适散步的老者,无不显示着城市发展的蓬勃之姿与现代之美。如今的北安,无论何时,无论何地,都能让百姓感到“北安速度”,见证“北安精神”。
 随着“从延安到北安”的红色品牌的深入人心,以黑龙江省委旧址陈列馆、黑龙江省政府旧址陈列馆、庆华军工遗址博物馆、抗联纪念馆等为主体的红色博物馆群不断完善,为传承红色基因、弘扬革命传统、扩大红色文化影响,创造了基础条件。如何促进“延安精神北安化”,如何借势发力,以延安精神推动北安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的发展,将是一个值得北安人深思的问题。值得欣慰的是,北安人民从未停止前进的步伐。“三城联创”成功之后,“三城同创”的战斗已经打响。北安将以“从延安到北安”为精神动力,以“三城同创”为载体,向更高的城市品质出发,走向新的高度。
 在夕阳的余辉中,宝塔山渐行渐远。“从延安到北安”的采风告一段落了,我的思绪却久久不能平静。余秋雨说:“高贵的生命要创造文化,必然会经历坎坷。”红色基因、延安精神亦是千凿万击打磨出来的,是特殊时期的精神产物,然而时至今日依然适用。时代在变迁,精神却不过时。此次红色之旅即寻根之旅,寻找红色文化的创造之旅。所以登宝塔山的宝塔之时,我的脚步非常缓慢,我不断地问自己:你来了吗?你是哪一代的中华儿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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