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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球上延续的红飘带(六)
信息发布人:薛辉 作者:牛升海 边 瑾 来源: 北安信息 更新时间:2018-03-13

    延安与东北相隔千山万水,干部团要路过晋西北和晋察冀地区的许多县城和交通要道,有些地方仍然被日伪军所占领。他们不肯向八路军投降,拒绝交出其武器。所以干部团只能绕路走。由于行军条件十分艰苦,每天晚上大家到达宿营地便倒头就睡,根本没有时间和精力整理个人日记。
    只有一个人例外,他是干部团三大队三分队的队员崔扬。崔扬1936年考入山东省济南中华新闻学校,1937年10月参加革命,翌年7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先后任山东抗日十支队《冲锋日报》主任、《抗战日报》编辑、《冀鲁豫日报》分支书记。1943年去延安中央党校学习。他以顽强的毅力,在极其艰苦的行军途中,一路坚持写行军日记,时间紧他就用笔画下行军生活速写标明日期和地点,在两个月的时间里,他竟然留下了50多篇日记画,这就为人们整理这段行军路程留下了宝贵的记录。
    陕北高原的地形非常奇怪。第一眼看时好像很平坦,但猛然间一下子又陷成几十丈的深谷。队伍沿着这样的山峁或深谷走,有时四面都是危崖,中间只有一条道路可通,令人心惊肉跳。
    陕甘联防军警备第一旅赵承金部护送干部团开赴东北。他们当中有人走过雪山草地,当一些人谈起红军长征二万五千里长征的经过,他们得意地争诉自己的经历,自信有可以战胜一切困难的勇气。
    在前方生活过的人,行军本来是家常便饭,但是在延安住了若干年后,在开始长途行军的时候,确实有一个身体适应的过程。干部团由各方面的人组织在一起,行军中做饭、驮行李和按序列行进,都需要在实践中学习。头两三天,走几十公里路,到住地没有开水喝,晚上也不习惯热水洗脚;炊事员用惯了机关的锅,用老百姓的锅烧茅柴,做出的饭是生的;还有的人慢腾腾,队伍集合了,背包还没有打好,东西也丢了,都需要逐步适应。
    干部团在山路上艰难行进,有的时候在山沟里会路过一些穷苦人家,都是依山而开的窑洞,几经战火涂炭的院落,只有树底一丝丝漏下来的阳光,才能感觉出深秋的味道。
    9月5日早晨起了大雾,赵德尊起来的时候中秋的月亮刚刚落下,高原还在沉睡。一阵麻雀的欢叫声后,就有了走动的脚步声渐次响起。也有一些团员起的很晚,出发时天已大亮。队伍路经延川县城北门外约两里处的拐峁稍事休息,约下午一时许就进驻了郝家湾,共行军近30公里。晚饭由该村群众帮助炊事员做好。
    过清涧城时,队伍步伐顿时加快,到达目的地接近中午。章子冈和另外一名手术后的同志病重难行,由郝家湾村派毛驴两头籍以代步。当天夜里下过一阵雨,次日黎明时天仍漫阴,大队部未正式通知出发,三分队就根据情况即行出发了,途中才接到大队部出发的通知。天空不时下着小雨,队伍走得特别快,以致队形拖得四五里长,出现班长找不着同学、队长见不着队员情景,加之其他大队的错综行进导致路上极端混乱。
    9月8日队伍终于到达了绥德城。
    绥德对于来自抗大的队员来说并不陌生,一段时期抗大总校就在这里。1942年5月,日寇对太行山进行“五一”大扫荡,为了能使抗大学员有一个比较安定的学习环境,总校奉命向后方转移。经过一段时间的修整,同年冬从邢台陆续出发,由晋东南经交城、孝义一带平川进入了晋西北,在临县渡过黄河到佳县、米脂,于1943年月1月底到达绥德。
    总校到达绥德后与当时已在绥德城的抗大七分校部队合编成立了新的抗大总校。总校下属各大队分住各地,校总部设在绥德城外的西山寺,校卫生部(总校下属,当时称部)驻地五里湾,一大队驻扎在城北十多里外的延家岔;二大队驻在清涧县城,是从抗大二分校来总校的;三大队驻地子州双湖峪;五大队及总校部分师生驻于城北落雁砭村;总校还管辖绥德印刷厂(抗大来绥前归绥德地委领导)、文艺工作团等附属机构。
    晚上,二分队的队员陶秉智与车雪轩两同志结婚。仪式时间短促、形式简单,特殊时期、特殊场合,却见证了一对特殊情侣出征东北的乐观与憧憬,遥远的地方拥有遥远的婚约,但是更有遥远的奋斗。
    在绥德,干部团队伍增加了朝鲜义勇军。1919年,朝鲜“三一”独立运动后,大批爱国志士流亡到中国,继续进行谋求朝鲜独立的复国运动。老一辈独立运动者选择了上海,年轻一代则多留在东北,还有一部分青年开赴陕甘宁边区,参加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抗日斗争。1940年冬至次年春,朝鲜义勇队辗转来到延安和太行山区参加了八路军。中共中央把在延安抗日军政大学毕业的40多名朝鲜军官和八路军、新四军中的朝鲜青年组织起来,仍然沿用朝鲜义勇队的旗号,先后被扩编为3个支队。武亭任朝鲜义勇军华北总司令。
    1941年初,在洛阳整训之后的大部分朝鲜义勇队队员分4批先后北渡黄河,进入太行山抗日根据地,受到八路军副总司令彭德怀及刘伯承、邓小平、薄一波、陈锡联等将领的欢迎。1942年5月15日,朝鲜义勇队滞留重庆部分被编入韩国临时政府旗下的韩国光复军。而留在延安和华北的朝鲜义勇队,正式更名为朝鲜义勇军。就在这一年,日军团团包围了八路军总部,左权率部与朝鲜义勇军掩护八路军总部政治部突围。他们共同突破了5道封锁线,战斗异常激烈。突然日本战斗机出现,由于当时八路军人员较为密集,爆炸造成伤亡严重,左权将军与石正、陈光华等朝鲜将士牺牲。仅从1941年至1945年4年间,他们就参战40余次,20多名同志为此献出了生命,在抗日战争史上写下了一曲国际主义的悲壮战歌。
 9月9日下午所有分队得到团部的通知,下午在抗大大操场召开盛大的欢迎会,被欢迎者除我们外还有朝鲜义勇军,开始首先由抗大校长何长工同志简单地报告了国内形势和鼓励士气的话语,然后,由干部团张秀山政委和朝鲜义勇队代表一一致辞,领导讲完话天完全黑了下来,由抗大文工团为大家演出了平剧《完璧归赵》助欢。
    日本宣布投降后,日军并没有立即停止作战,解放区军民的反攻仍在继续。从8月11日—9月2日,解放区军民在对日全面反攻中,取得巨大胜利,共解放县以上城市150座,给负隅顽抗的日军以最后一击。
    9月16日中午干部团到达晋西北的兴县。兴县是抗日战争时期晋绥边区军政领导机关所在地,120师和晋绥军区司令部也进驻这里。1941年蔡家崖晋绥开明绅士牛友兰,把自己的宅院和花园全部捐献给抗日民主政府。宅院坐北朝南,分东西两个相对独立的院落,并相互串通。120师暨晋绥军区司令部主要领导人贺龙、吕正操等长期居住在这里。1948年春,转战陕北的毛泽东、王稼祥、任弼时等率中央机关迁往西柏坡时也曾路居这里。
    秋风吹拂牛家花园院子里的老槐树,也吹着林枫散乱的头发。林枫一面等待延安干部团的到达,一面从晋绥地区抽调党政军干部300人,组成晋绥干部团。林枫考虑得很周到,除按中央决定抽调干部之外,还从分局、军区选调了一批从事机关工作的干部,目的是配备一套能够立即开展工作的、比较完备的班子。所以一些不是东北籍的人员也被调进了干部团。
    林枫等领导同志决定加紧赶路。队伍进行了调整,身体弱的编到第二梯队,以后再走。在兴县干部团人员补充了鞋子、衣服,每人发了三斤重的干粮袋。陕甘宁边区票不能用了,以170 元换了银元1元。大家都清楚,过了五寨县再前进就离开了根据地,因此,必须作最坏的准备。
    离开兴县前的晚上,三分队接到团部命令,让他们分队早上5点之前就吃早饭,6点在河东的村里集合,等待大队到时一并出发。可是,由于开饭时天已经放亮,大家没有吃饱就跟随大队人马过河,一路急行军25公里,到达宿营地白家村时,大家是又累又饿没有了力气。
    离开界河口又开始爬山,可刚到山顶就是一场倾盆大雨,无法避雨,衣服和行李全被淋湿,队员走起路来更加艰难。由于受不了行军的辛苦,一位帮助运送行李的民兵自己私自返回了家中,而一些队员过度劳累吃着晚饭就睡着了。
    9月26日干部团经岢岚抵达山西五寨县城。这一段路程全部是在抗日根据地行军,群众对大批军队和干部上前线表现了极大的热情。干部团所走过的村庄,都能看到墙上有标语,街上有过街旗,大书“祝出征同志旗开得胜!”、“敌人敢顽抗就消灭它!”的字样,队伍经过的村头都有一口大锅,烧着开水或绿豆水,男女老少站在街道两旁,拿着鸡蛋、花生、红枣塞进过路战士们的口袋里,拿着切开的西瓜送到手里。为了不影响行军,有的西瓜一头开口,用勺子把瓜瓤捣碎,让战士们拿出磁碗来,盛上一勺,边走边吃。还有的儿童团敲锣打鼓,喊口号。晚上一到宿营地,妇女会员立即迎上来要给大家洗衣服、帮助分队做饭和烧水。队员们接受了群众的慰劳很是激动,纷纷说:“吃了根据地多年小米,现在又受到欢迎,到前方打不好仗,无颜见根据地父老。”有的同志补充说:“也对不起根据地的妇女儿童。”
    秋渐渐地深了,太行山上尽管有金黄的树叶倔强地挣扎,但怎么也掩饰不了那些漫上山头的青黑,天气的清冷开始有些难挨,除了湛蓝的天和深黄的叶,几乎没有温暖的景色。
    早在抗日战争胜利之前,中共就与国民党进行了和平谈判,希望通过谈判使国民党同意结束“训政”,成立联合政府。而抗战胜利时,国民党军队主力尚在西南、西北地区,立刻发动内战有很大困难。于是,蒋介石分别于1945年8月14日、20日、23日三次电邀,请毛泽东与周恩来、王若飞赴重庆与国民政府进行和谈,磋商建国大计。为避免内战、争取和平,中国共产党同国民党政府在重庆进行了为期43天的和平谈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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