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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从东北来

作者:吉吉吉 信息发布人:薛辉 来源: 更新时间:2018-09-21

    本文作者吉吉吉,现任中国兵器工业集团北方特种能源集团西安庆华公司党委副书记、纪委书记,国防科技工业军工文化首席专家。前不久,作为兵器工业集团人民兵工专题片摄制组联络人,来到北安,也由此了解了北国枪城、塞北延安。出于对红色兵工、红色北安的深切热爱,他由感而发写下此文,真挚热烈、饱含深情、文采飞扬。

    对一个地方的在意、眷顾或者念想,总是有些机缘的。
    比如此次东北之行,因了担任兵器工业集团人民兵工专题片央视摄制组联络人的缘故,我有幸再一次来到东北,检视和品读我在此俘获过的种种感悟。
    十天辗转七地八厂,舟车劳顿在所难免,随摄制组采拍也几乎是夜夜挑灯。其实这些也都罢了,似乎也没怎么上心。
    但的确又与以往不同,此行东北八千里,已经成为一次不能释怀的行走。 
    9月10日,站在北京南站的月台上,我已从东北回来。
    我从东北来——
    这句话,曾经十分令人遐想。我所在的企业在西安。小时候听大人们交谈,那些说着和我平常听到的不一样的方言的叔叔伯伯阿姨大妈,很洋气、很溜儿的口音中透着的是来自远方的自信与自豪。他们是厂子里最早吃过苦的那一辈人,他们是从东北来到西北的兵工的拓荒者和创设者。
    所以,想去东北的念想就这样生长起来。
    后来上了学上了班,对东北的知道渐渐的多了。不仅仅是白山黑水的风光、不仅仅是炕头烟袋的青烟、不仅仅是二
    人转呈现出的风趣、不仅仅是男穿女着的讲究,更为吸引我的,是我必须去东北看看了才会有的知道。
    总之在后来,长长短短地去了很多次,大概有一二十次了吧,心里知道的东北也越来越多。虽说是每次再去,心情会渐渐归于平淡,但东北之大,想见的能见的人也渐渐增多,所以,每次又都是带着新鲜感的。
    而这一次前往,则是带着另一种神往。
    我从东北来,我是在东北的兵工世界里一次长途旅行之后,回到了我的世界,所以我说,我从东北来,来和我的世界的我,对话。
    能说些什么呢?
    一路下来,能说想说的很多,最想说的呢,是两个人和这两个人带来的遐想。
    一个是名不见经传,一个是大名鼎鼎。
    先说没名气的。没名气,是因为他是一名普通的兵工厂的离休干部,却也欣喜,八月份刚过了九十岁生日。
    他所在的工厂叫庆华工具厂,一个和我所在企业一样的名字的造枪的兵工厂,地处黑龙江北安,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从兵工行业划离。现在厂子已不复存在,留下的是当地政府利用厂房场地修建的一座军工遗址博物馆,和一群没有了企业,还在企业旧址旁生息的曾经的兵工人。
    上世纪五十年代风靡全国的“两参一改三结合”的企业管理经验,就是在齐齐哈尔、北安这块土地上,由三家名字里带“华”字的兵工厂的职工创造总结而来,又称作“三华经验”。后来,作为核心内容被毛泽东写入《鞍钢宪法》,成为指导社会主义企业管理的“大法”。再后来,据说在西方管理学家眼里,这个“大法”正是我们后来从西方引入的全面质量、团队合作、持续改进等管理理念的精髓所在。
    为了表现“三华经验”的历史过往,摄制组委托持守“三华”中“建华、华安”的华安集团协助联系拍摄,并在庆华工具厂约请一位电视采访对象。从齐齐哈尔到北安,半天时间驱车三百多公里,我们见到了这位九十岁的老人——当年“三华经验”形成推广的亲历者。
    见到老人,本想问问他知不知道“三华经验”对后世企业管理的影响,但当我听到搀扶他到博物馆采访现场的两个儿子说起老爷子来接受采访的情形时,我打消了这个念头。 
    ——别看老爷子九十岁了,除了耳背,身子骨还硬朗,每天还陪老太太去菜市场,不用我们管。听说要采访他很激动,做了不少准备。谁知今天真的要来采访,腿脚却突然不好使了。我们说实在不行就不采访了,但他坚持要来,让我们陪着他来,好在家住的不远,就在博物馆对面。
    的确,我站在博物馆的门前,看见老人在儿子的搀扶下,从对面几座很旧的楼房的院墙处走来,走得很慢,步履蹒跚。
    老人穿了一件浅红色的衬衣,看上去很新,想必是些许的刻意。临近处,我走上前接过老人的手,和他的儿子一起搀着老人走向采访机位。进到博物馆里,老人的步子更慢了,但并不听从我们让他歇歇再走的劝说。那段百十来米长的行走中,老人的坚持仿佛让时间一下子变得冗长起来。我不想再问他什么了,让老人家静静吧,让他和导演去交流吧,或者在拍摄灯光下,想说什么就说什么吧。
    采访拍摄需要静场,我怕我在现场晃悠干扰采访拍摄,兀自向博物馆的别处观览。
    在一处展墙上,写着八个字:北国枪城,塞北延安。这对于正执迷于延安时期兵工事业与人民兵工精神关系辨析的我来说,神情不禁为之一振。这句话大致取自三个缘由:北安是抗战时期东北抗联第三路军的指挥中心和后方基地;北安是1946年到1948年间东北军政大学总校所在地;抗战胜利后,延安干部团挺进东北,其中的195人辗转七十余天行进八千里到达北安,于1945年11月建立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第一个完整的省级人民民主政权,迎来新中国的第一缕曙光。
    因为庆华的名字,我知道了北安,因为来到北安,我知道了北安与延安的渊源。那么,北国枪城,就是新中国第一个制式化造枪厂,以九百多万支枪的制造量,使这里成为“共和国枪械的摇篮”;塞北延安,则一定是红色基因深植北疆。
    这块黑土地所孕育的沃野和创业者的精神家园。
    北安的功名远远超过想象;比如这里有全国解放区第一个铁路局、新中国第一个机械化农场,比如印在第三套一元人民币上的人物,原型就是在北安成长起来的新中国第一位女拖拉机手梁军,等等。
    北国枪城,塞北延安——北安。
    庆华厂不在了,北安把庆华的名字铭刻成了一种永久;北安城依然在,庆华人也许无论在哪里也都会是北安最深情的守望者。这其间的往往来来,是感念还是感恩,是挽留还是眷恋,是回望还是远眺,未必说得清楚。
     一如这位老人的这段行走。
    虽然他名不见经传,但他有名有姓。在博物馆里有两台电脑触摸屏,输入你知道的庆华人的名字用拼音字头检索,你会看到这个庆华人的照片和简历。
    这位老人叫夏延年。过些时候,可能会忘记了他的名字,但他的行走、他的庆华、他的北安、或者北安的他、庆华的他、行走的他,对兵工的情怀,想必是永远的记下了。
感谢庆华,感谢北安。
    不是么?也许在其他地方的某一个兵工厂里,有一个声音会对你说:我从东北来。
    是的,我从东北来。
    那个大名鼎鼎的人,也这样说过。
    1955年9月28日下午3时,北京,全国青年社会主义建设积极分子大会上,有一个人握着接见会议代表的毛泽东主席的手,说:我从东北来、我从沈阳来、我在兵工厂工作。
    这个人,就是尉凤英,原东北机器厂的一名冲压工。
    回想第一次接受毛主席接见,尉凤英仍然对当年按姓氏笔划排队等候接见时,埋怨自己的“尉”姓笔划多排在最后面的焦急心情记忆犹新。尉凤英说,主席进来后,我就使劲拍手,拍得手都红了,还觉得拍得不够响。
    这双手一定拍的响。因为这双手创造过奇迹。
    尉凤英是一名普通的冲压女工,但好钻研肯出力爱工厂胜过爱自己。1953年到1965年,个人技术革新177项;用434天完成一五时期的工作计划;用四个月完成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工作量,被同事们称作“从来不走,总是在跑的铁姑娘”。1965 年4月被党中央命名为"毛主席的好工人"。先后13次受到毛主席的接见。1965年5月9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向毛主席的好工人尉凤英学习》。一名工人获如此殊荣,在全国劳动模范中是不多见的。
    罗列这些辉煌,是不想再在这里叙说尉老的工作业绩,她已然站在了一个巅峰,令人仰止。我只想在意那些些微的、人性层面的光辉。
    ——我不是一个好妻子、好母亲,我甚至没有参加过两个孩子的家长会。
    这是我见到尉老时的亲耳所听。事迹材料上说:“按当时规定,哺乳期女职工一天可以给孩子喂两次奶。可尉凤英一算,一天两小时,一年就要少干两个月活儿,那怎么行!她就和婆母商量,让婆母给孩子喂牛奶。尉凤英有两个孩子,都是婆母喂牛奶长大的”。
    我想尉老的这种内疚,是真的。
    那天,摄制组把采访尉老的现场,放到了全国劳动模范辽沈集团热处理工段工段长于东海的创新工作室,这里是一个企业两个新老全国劳模结对子的地方,的确很有意义。
    陪同尉老来的,是她的二女儿,沈阳一家行业医院的院长,一个很端庄、个头很高、穿着简约大气的大姐。此来沈阳,我本就带着求证几个关于尉老的家庭故事的目的,但因为有些伤感,怕伤了老人的心怀,自觉不好直接询问。于是采访当间儿,以侧面求证的方式,我和大姐拉起了话。
    得知那些写在网络上的故事是真的。这故事讲的是尉老的三件人生“憾事”——四年的恋爱长跑顾不上花前月下,冷落了支持她的后来的爱人;前脚下夜班后脚就办婚礼,和祝福的工友们合了影,却连一张两个人的结婚照都没有留下;还有那个名字都取好了,却因忙于工作,没有让他或她出生成人的第三个孩子……
    大姐回答我的询问的时候很淡定,微笑着。这样的状态, 好像不是我所设定的。但从中我又深深地感受着母女之间特有的理解与亲情。
    我或站或坐在尉老身旁,其实更多的感念,是她的名望之下的平常和亲昵,所以,我嘴上叫着“尉老、尉老”,但心里更想用东北话说:“大姑、大妈,咱家那啥那啥”。
    我说:我是西安的,我们厂建厂时,这里去了不少人呢。
    尉老说:是啊,好多人都去了外地。西安好啊。
    八十五岁的尉老,精神矍铄、思路清晰、乐于唠嗑。只是长了骨刺,影响她利索地走道儿。这样,我们就可以以晚辈的孝敬,搀扶她的手肘。
    那天,我不止一次地握着尉老的手。导演说,这可是和毛主席握过的手,回头你可别洗手啊。
    这双手何止是握过领袖之手的珍贵,更是对新生共和国创造奉献的伟大时代的用心掌握。
    尉老的手,温厚而有力。我无法回放这双手当年创造革新奇迹轻拈重敲的挥舞风姿,但我却真切地从中感受着一袭温暖、一份享有、一种传递。
    电视采访的灯光下,说到毛主席,尉老的眼圈红了。辽沈集团的同仁告诉我,尉老只要说到毛主席就会动容的,而且她每年过两个生日,一个是自己的,一个是毛主席的,都是吃一碗长寿面。
    我突然想到,采访尉老的那天,是公历九月九日。采访尉老的时间是摄制组根据日程推算后预约的。那么这样,或许是巧合,或许是冥冥之中的安排。
    沈阳是东北之行的最后一站。
    在沈阳火车站熙攘的人流中,我有一些不舍、一丝恍然,似乎是匆忙赶路遗漏了什么,明明觉得却又想不起。
    就这样,我从东北匆匆归来。
    我从东北来、我从东北来——品读这五个字, 仿佛纵横着时空的幻化。总是很容易想起这两位老者,我不知道自己讲述这段体验,究竟是想表达什么。比起他们,似乎又总觉得自己慢了半步。但好在,我想着,也跟着。
    如此一想,虽不能释怀,却已释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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